乡镇政府权小责大，甚至有责无权已成为基层干部的共识。一些上级部门把不该乡镇承担的工作通过签订《目标责任书》等方式，以属地管理为名安排到乡镇。
防疫防火防滥采，啥事都能往下甩
近日，媒体记者采访了一位在乡镇工作了12年的镇党委书记王辉（化名），他用一个个典型的事例，讲述了这些被甩下来的“锅”，以及乡镇在“背锅”时的各种滋味。
王辉表示，从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，其所在的乡镇共认领各类《责任书》《任务告知书》共42份，其中属于乡镇职责范围内的有20项，“剩余22项任务，都是各单位和部门‘下放’的任务。”
王辉进一步梳理后发现，他所在的乡镇日常约承担60项工作，其中36项是本职工作，其余24项都是上级或各部局以“属地管理”的名义甩到基层的工作，主要集中在各类执法事项上。
2019年上半年，多地暴发非洲猪瘟疫情，县里要求各个乡镇加强非洲猪瘟道路运输管控工作。
防疫
“乡镇一没职能、二没监测设备、三没专业人员。”王辉说，“任务既然分下来，我们只能找几位村民，戴上红袖标，把持在各个路口。遇到运输生猪的货车，根本没法鉴别，只能一律劝返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”
防火工作同样如此。
去年秋季，一位村民进山祭祖引发火情，过火面积13亩。此人被派出所拘留10天，被乡镇政府罚款1000元。但是罚款处罚应由公安部门的消防机构执行，县里消防队没功夫过来罚款，乡镇会计没法入账，罚款也不能继续留在乡镇政府。
乡镇政府只能等10天拘留期满后，把罚款退还给那位村民。此事在当地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损害了基层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。
私挖滥采的打击整治，是国土局的职责范围。
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国土局只负责出具一纸《处罚决定书》，具体执行取缔则是乡镇政府。但问题是，乡镇经费主要靠县财政拨款，拨款并不包括执法成本支出，何况乡镇党委政府并没有执法权。
还有，淘汰黄标车属于交警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工作职责，但上级部门为了完成此工作，就把任务分解到各乡镇。而乡镇没有扣车权，只好分解到各位工作人员头上，挨家挨户去做工作，劝说当事人去回收公司和车管所报废车辆。
乡镇办事，无权无人无财力
对于非洲猪瘟道路运输管控工作，王辉认为，乡镇人员、村干部根本没有权力上路拦截货运车辆。疫情运输管控，属于交通局、畜牧局、防疫站等单位，乡镇可以配合工作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看不到这些部门的人影，乡镇干部成了主力，出了问题还要问责乡镇。
打击整治私挖滥采，国土局同样把取缔行动的执法成本甩到乡镇。乡镇在执行时，需雇用铲车、卡车、挖机等器械，雇用专业人员协助以及炸矿所需的炸药，这些费用都要乡镇政府自己想办法开支。
王辉只好厚着脸皮去向辖区有铲车的企业或个人借。“说是借用，实际上就是白用。每借一次都是人情债。”次数多了，他再也不好意思张嘴。
但是，已形成这种惯例，各个乡镇都这么干，取缔成绩要进行全县排名，一旦排在倒数几位，会被认为能力不行、没本事。于是乎，即便不堪重负，也要继续承担一些本不该承担的职责，以及由此产生的负担。
镇书记当场怼副县长：你官大你去调查吧！
两条高速穿境而过，当年在优先保障高速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，也遗留了民房震裂、水渠修复、排水淹田等100多条群众诉求问题。当年的“高速协调组”作为临时机构，早已解散。
镇党委书记带着群众意见，多次前往位于市里的高速公司寻求解决，但位卑言轻，无人搭理。
返回县里，请求县领导出面协调。副县长现场办公，得出的结论是事实不清、职责不清，请乡镇政府调查清楚后再说。
这就意味着把皮球踢给了乡镇。乡镇党委书记当场怼副县长：“你官大，你去调查吧！”
现场办公会不欢而散。遗留问题只能慢慢解决了，但谁心里都清楚，这可能要无限期搁置了。
流汗又流泪，减负先减“甩锅”压力
村民李某违反计划生育，超生三胎，乡镇政府受县卫计部门委托，按照规定去征收社会抚养费。事后，当事人以乡镇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无执法证为由，告到法院。
王辉获悉后赶紧到法院咨询，被告知法院一旦立案受理，乡镇政府必败无疑。后经与法院和当事人多方协商调解，把罚款先退给当事人，事情才得以化解。
之后，再由县计生委副主任拿上执法证，从县城跑到村里执法，这才完成了罚款。“因为其他部门的事，差点让我们收到法院的传票。”王辉长叹一口气。
王辉不愿将他梳理汇总的“24项甩到基层的非本职工作清单”公开，乡镇在最基层，哪个部门也不敢得罪。“一旦公开，不仅科级局长们会有意见，县里、市里的领导都会对我有意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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