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 行痕
我是公务员原创出品
不可否认，舆论是监督公权力、表达民意的重要途径，记者群体被称为“无冕之王”。但是由于舆论和记者群体都游离在监管之外，基层政府正面临这样的困境，傲慢的记者如果放出冷箭，失控的舆情将导致追责，基本无视干部的日常履职情况和工作成效。
追责程度有时也和事件的危害程度没有直接关联。按照实施追责者的思维，但凡出现大的负面舆情，就属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类型，可以启动问题导向、结果预设的追责程序，涉及其中的干部便难免被追责的命运。
个别缺乏职业操守的记者甚至可以借助舆情，绑架基层政府和部门，更遑论威慑、威胁普通公职人员和普通群众了。
很多记者朋友都以“社会的牛虻”自诩，标榜自己可以驱动社会进步。
记得有一部喜剧短片叫《鸟笼山剿匪记》，本来非常萎靡的记者，一听说打仗了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。
战争本来是生灵涂炭的坏事，但是在喜好“来事”的记者那里，就成了值得喜大普奔的好兆头。
因为拍完胜方拍败方，拍完战场拍废墟，采访拍摄失去父母的孩子，还可能获得“普利策奖”。
既有科班毕业又有职业操守的正规记者，也有证都没有就敢四处采访，或者承接采集线索任务的灰色地带“准记者”。
天下为公的那部分“牛虻”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勇敢针砭时弊，是为民伸张正义、完善社会治理、强化权力监督的重要力量。
少数私欲膨胀的记者，则近乎黄蜂或者苍蝇，掌握社会的一个小伤疤，就蜂拥而来，反复舔舐，以吸引群众眼球、增加点击率为己任，完全不管是否会造成不良社会危害。
2016年，江苏多家媒体记者到某社区采访。工作人员告知领导正在开会研究，记者踢门，并意图破门进入会议室，被工作人员阻止产生冲突，开会领导迅速撤离。事后推人干部到记者所在单位“鞠躬致歉”。
我们在嘲笑社区舆情应对不力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应该警惕记者意图破门中止会议的过分自信的“暴力行为”呢？是不是也应该同情落荒而逃的领导们的无奈呢？
在我们接触的大多数案例里，记者都是敢于直接录音、录像，拨打相关部门人员的私人手机，动不动要别人“交代”清楚，截取部分内容断章取义，而不需要事先沟通的。
记者的权力在很多场合和事件中，被不恰当地放大了。
只要掌握一点负面线索，普通的记者就可以自带“王者光环”，登堂入室，直接跟基层政府对话。
部分负面舆情，源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、乱作为等等不当行政行为。
但是，还有很大一部分负面舆情，是因为记者带着感情倾向、预设主题、预带方向的报道，才进入网络，进入公众视线。
因为记者捕风捉影、张冠李戴、炒作旧闻，或者弄大杂烩，还没有很多被严厉处罚的公开案例，所以网络炒作的高点击率报道，经常是记者精心加工的标题很吸睛的负面新闻。
2010年南平郑民生在幼儿园杀死8名小学生，记者反复追踪报道，甚至为郑民生生活不如意报复社会寻找合理性；河北一暴徒枪杀两名警察，某名记不是谴责暴力，而是逼问“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”。
之后数年间，出现更多生活不如意、诉求不满足的报复社会的模仿者，车站伤人、BRT纵火。
我想问一下这些记者：“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如此漠视生命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为暴徒开脱？是为了追求新闻效果吗？”
现在一出现舆情，网络上就“杀声”一片，记者、围观网民以及其他力量推波助澜，俨然基层干部的命运“判官”，不抓几个干部背锅处分好像就没办法谢幕。
因为媒体的报道，贫寒的无证摩的司机车祸死亡，要追究交警失查的责任，即使交警每天在大太阳里执法也无济于事；学校食堂老板偷偷购进劣质的食材，教育部门、食品监管部门的干部便要被处分甚至以渎职立案，即使他们已经尽到检查义务。
这类偶发、隐秘的案件，本应该由当事人承担相关责任，却因为舆情的推动，让干部成为被追责的对象。
由于负面舆情的强大破坏能力，有些记者就敢于利用各种资源挑战规则和底线了。
这部分记者利用舆论监督这一特殊的几乎不受限制的“公权力”，对基层政府、部门、企事业单位具有强大的不正常的自信。
地方办公益活动，请记者采访，就有记者敢于带上家眷和非记者朋友；基层干部不敢滥发津补贴，记者到一线采访领取“餐补”“车补”却心安理得；基层严格执行八项规定，却不敢怠慢采访记者，干部花自己钱请客，记者也安之若素。
有些记者一边批判“熟人经济”，却利用采访掌握的资源，将打招呼办事、插队视为常态。
个别记者掌握基层政府所谓的“把柄”——可能发酵的负面新闻线索，就敢于威胁相关人员，为孩子要学位，要涉事企业打折送礼。
个别假记者都敢大摇大摆行骗，正是因为有畏惧记者和舆情的氛围。
比如之前南方报业的某老记者，借实习鉴定之机，诱骗、骚扰、性侵女实习生，记者们几乎集体失声，便是这个陋习的明证。
记者四处监督部门年节收礼，个别报业的大厅年货却堆成了小山。
“记记相护”很可怕，让某一区域的记者圈，本能地组成类似狼群的组织，或者织成舆情控制的网络，基层政府、部门、干部、企业、群众，都可能是网络里的“蝴蝶”和“飞蛾”。
例如丈夫保护泳池里被骚扰的妻子安医生，因为熊孩子家长的“闹”和当地个别记者的“曝”，安医生不堪压力自杀。
事后，那些发布失真报道的记者，没事人一样，继续赶赴下一波舆论监督和道德的高地。
以舆情为导向启动问责的思维，日益成为束缚基层活力，消减管理自信的负面因素。
好事不敢主动报道，生怕记者带偏节奏。
坏事拼命遮掩，生怕记者深入报道，有时为了平息舆情，还要被迫满足记者及一些涉事群众的不合理要求。
挺不起脊梁的干部，无法担当起社会管理的重任！
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都是危险的，当然也包括威力巨大的“舆论监督权”！
改变记者队伍管理模式，建立从业规范，清除害群之马。提高记者行业的入职门槛，加大核审力度，提高职业透明度。启动信用评价和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建立退出淘汰机制，淘汰道德低下、操守缺失的不合格记者。同时，严惩记者播发虚假新闻、敲诈勒索、威逼利诱等行为，坚决清退并终生禁入。
改变以舆情为导向的思维，确保依法问责。杜绝舆情一出，就结果先行、有罪推订，甚至“凑人头”抓干部。理性、客观对待和评价舆情，不能唯舆情至上。避免动辄问责，而要依托客观、翔实的调查。首先要追究当事人和其他涉事主体责任，第二要判断事情是否隐秘偶发，审慎启动问责程序，以免干部寒心，导致不敢大胆开展工作。
改变“保姆式”社会管理模式，并为廉洁肯干的党员干部提供容错保护机制。增强政府和部门依法执政的能力，强化各方责任意识。改变保姆式管理的模式，避免群众误判责权利，甚至被政府“宠溺过度”、期望过高。只要干部充分履职、依法履职，或者敢于创新，就应该提供容错和保护机制。不能舆情一来就追责，让干部只能被迫求“佛祖”保佑辖区不出舆情，因为有些舆情的起因完全由个人造成、与政府行为无干。
个别记者和围观网友经常祭出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”这条“追责圣经”，以期推动处分干部，然后“拍手称快”。
其实，个别蛋，正是被苍蝇叮出缝的。
舆论界，是该拍拍苍蝇了。
